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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信托，地方融资平台，它们都嫁接到银行上。

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第四道防线。

其次，由于国有企业缺乏产权激励机制，无论是作为金融投资者还是作为金融消费者都难以成为理性市场主体，加以国有企业背后渗透着公权力因素，从而容易腐蚀金融企业及金融监管机构等。再次，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FinancialRegulatory Reform—A New Foundation：Rebuilding Financial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以下简称FRR），由此开始了美国自1932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其实，监管机构如何设置不是关键所在，关键在于监管机构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监管机构，其中衡量的最重要标准就是：它能否适应市场的需要，以保持其独立性、中介性和自治性。其次，2009年3月26日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的财政部公布了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方案，即《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因此，中国金融监管的当务之急是加快体制性变革，消除影响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机制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加快完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已完成的市场暨法治化道路，实现理性和高层次的金融暨经济自由化，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

而这种国家调控作用恰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绝非简单地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否定。从金融市场来看，金融体制性变革必须围绕影响金融企业、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金融监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等健康发展的体制性障碍。1-4月份共增加1.51万亿元，月均增加3775亿元，5月份仅增加668亿元，是前四个月平均值的17.7%。

在明确历史债务的处理方式、强化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方式以及公开披露政府资产负债表和财政收支基础上，可考虑试点地方政府在银行间市场自行发行债券。其中，对于货币、金融方面的政策考虑如下：1.坚持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熨平银行体系流动性波动的基础上，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应设置总量目标。但这次事件，不应仅提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意识和能力，还有必要引发我们对我国流动性状况和管理的若干特点的重新思考。地方政府的现存债务应超过12万亿元，以7%的利率测算，每年利息支出就达到8400亿元，但地方政府近些年土地收入最高仅为三万亿元左右，最终可支配的比例不超过30%，即9000亿元。

6.探索地方债务融资的方式。可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发放兼并重组贷款，取消政府对兼并重组的审批，适当放宽债券、股票融资确定投资对象的限制，允许市场主体在更长时间内选择发行时点。

当大家都预期流动性没问题的时候，流动性就存在，当大家对流动性产生困惑、质疑时，流动性就会突然消失。经济的持续下行，将不可避免地恶化企业层面的资金状况，从而引发企业层面的流动性困难，并通过信用风险影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状况。考虑到金融调整具有自我加速的特点，当且仅当实体经济已进行不可逆的去杠杆，且开始建立起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时，宜大幅度放松货币，隔离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切断金融系统的自我恶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必要损害，使金融系统能正常发挥作用。流动性是一种货币运行特征，不是用超额准备金率等若干静态的、绝对或者比例指标，就可以充分反映的。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进入专题： 流动性 。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动荡，不断在重复着这个故事。这表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仅能维持地方债务的利息支出。总之，我国当前存在的流动性风险，决不仅仅局限于钱荒所暴露出来的特征。

这损害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恶化了我国的资金市场扭曲，埋下汇率贬值、资本外逃的风险隐患。这进一步抬高了实体经济的借贷成本，也加速恶化了产出效率不高部门的资产负债状况。

引导有序去杠杆是解决我国流动性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资源已较充分使用的经济环境中，实体经济的去杠杆，是建立市场合理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经济转型所必需的。一是纠正市场上对政府和央行无限救助的预期，实施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扩张。

这表明，基于央行基础货币的真实流动性状况是紧张的。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收益率为7.46%，但银行的加权贷款利率就达到6.78%（一般贷款加权利率为7.07%），所有债券（央票除外）的平均利息率达到7.15%。如果资产扩张速度超过经济体所能支撑的水平，或者资产扩张的结果存在严重扭曲，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紧张，是纠正金融资源错配所必须的。考虑到一般企业的真实利率均超过上两种利率，则可认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已低于金融收益的要求。另一边是资金周转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对风险补偿的收益要求增加。二是需要为实体经济去杠杆过程的兼并重组、失业救助等提供必要的政策条件。

这次钱荒几乎还没有涉及这类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3.资金空转恶化着我国整体的流动性状况部分企业进行着资金套利，从银行、债市或股市融得资金，通过委托贷款，购买理财产品等形式，又进入金融系统获取利差。

7.加强对短期资金流动的管理，考虑扩大人民币波动区间的基础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在对地方融资平台分类的基础上，可通过对部分有市场基础的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允许银行更大幅度的核销，中央和地方在一定比例内发行较长期债券进行替换等。

不同主体、不同运行机制下的流动性风险，需要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流动性管理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金融不再加杠杆，通过行动纠正市场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则是破坏僵尸企业存在的条件，启动实体经济去杠杆的重要因素。

2.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防止监管标准的无序竞争，引发大规模的监管套利。金融机构则借助资金空转，满足流动性指标（存贷比等指标）的要求，实现监管和资金的套利。这次钱荒暴露出我国银行体系（央行、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缺陷，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金融体系，还只是一般性的流动性冲击。不同的流动性获取方式，需要用不同的管理方式，现有的流动性管理体系需要调整。

4.超额备付率支撑的资产规模不断膨胀近些年，银行的超额备付率维持在2%上下，但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扩张速度持续高于存款增长速度，如果进一步考虑到银行理财等表外业务的迅速发展，以央行超额备付率支撑的资产规模大幅度膨胀。金融体系不但高度依赖信任程度管理流动性，当流动性波动超过一定幅度后，也存在大量自我强化的机制。

我国的流动性风险，已超越银行间甚至金融体系范畴，需要在经济和金融的相互作用、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才能有效把握。金融资源基于扭曲的风险收益配置，加大了我国的流动性问题。

前者不仅意味着通过信贷等金融资产证券化，实现金融资产持有者和风险的优化配置，也意味着金融资源所投向的基础资产配置的优化。在资金市场存在严重扭曲的环境下，不同视角对流动性状态的判断是不同的。

任何预期的改变，都将引起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巨大变化。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还不足，流动性还无法满足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需求。4.鼓励兼并重组的金融政策。这是我国流动性风险最为脆弱的部分，维持这类流动性的基础是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基于中央银行道德风险的不合理预期。

高质量的流动性已被商业银行充分使用。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需要的中长期资金较多，但金融体系能提供的中长期资金不足以支撑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

近三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总计达到96.43万亿元，但存款类金融机构提供的中长期贷款仅为35.29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的中长期资金仅为24.72亿元，2012年底的数据），各类中长期债券托管额5.38万亿元，近三年的股票市场融资额仅为2.7万亿元。这个过程，关键是合理引导并调整市场预期，使预期调整和去杠杆过程较为平稳。

流动性是货币、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作用后，呈现出来的一种资金状态，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3.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不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风险管理和产品设计，让金融机构权责一致自我负责，允许市场必要的调整。